雅安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5] 段秋关：《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8页。

人们期待其行为未被界定为犯罪，不是因为法律执行上的不能与不便，而是因为国家能够承认他们的行为并无罪恶。基于对此种法治理论规范性功能的需要，显然应首先有法治理论，然后再应用法治理论来评价法律实践。

其二，同一位学者可能讨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形式法治论，或者在几种不同版本的形式法治论之间游移。而无此顾忌的学者更倾向于以实质解释的方式突破规则，响应普通公民的道德直觉。[19]法律具有此种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主要是因为它在如下方面类似于数学与逻辑学：包含以一般化特征为构成要素的概念与范畴，包含形式化的运算规则以及决定的可预期性。一方面，深化第二种形式法治论研究之迫切性在于它的实践重要性。[23] 参见陈金钊：《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页。

[10]此处涉及到内容异常复杂的解释方法问题，它仍旧困扰着我们当下的司法实践。前者包括法律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明确性等。还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履行完毕，特别是在该合同项下的建设项目开发完工且已经通过竣工验收之后，社会效用显著，体现出社会公共利益性，也可能借此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一句话，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色彩。

四、依赖构成要件的方法 在有些情况下，采取概念/类型、法律特征的方法完不成合同解释工作，需要借助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如此，系争合同构成《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规定的法律上的不能履行。因为类型所描述的特征中的某一个别特征时刻舍弃的，并非绝对必须存在，反之，概念系封闭的，须具备概念的所有特征始有其适用。概念的外延透过其定义要素被终局地确定，类型则否。

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进入 崔建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关系方法 。这就是说，在该贷款、存单质押的法律关系中，A基金会主张张利有代理权，所举张利代理张媛存款的证据，是起不到证明张利有权代理张媛向A基金会借款8.00万元人民币、以13.00万元人民币的存单质押给A基金会的作用的。

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告诫：结论价值存在于，对基于为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所得出的目的——或者人们也可以认为利益——予以正确评价。接下来的问题是，货权系债权本身还是债权的附属权？综合实务中货权出现的场合和情境，可知货权的效力重在请求债务人履行、受领给付物，并无债权的全部效力。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符合简易交付、指示交付或占有改定时，可看成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约定。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运用构成要件的方法，不难发现系争案件不符合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1）案涉房屋的价格未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京政办发[2011]8号）、《北京市建委关于落实本市住房限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发[2011]65号）各法律文件的出台、生效而发生巨大的波动，不符合情事变更原则所要求的情事变更必须是作为合同成立基础或环境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异常变动这一要件……除象征性的因素外，透过确定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类型也可以接近概念。对此，通过下面的实例予以展示。因未按时向A基金会还本付息，A基金会行使质权，从13.00万元存款中扣下8.00万元及其利息。

出卖人甲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发给买受人乙公司出具《货权转移证明》，主要内容为：……17，819吨煤，我司委托丙公司发运。其中仍有一些流动空间。

这些均为管理国有土地的行政权的表现，这个阶段的法律关系的确是行政法律关系。通过这些方法寻觅到适用于或可类推适用于系争案件的法律规范。

（2）张媛口头委托张利将2万元借给李村，也没有出具任何书面授权，对此交易张媛同样承认张利有代理权。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自原告或申请人的一侧审视，即为民事权利，从被告或被申请人的一侧观察，就是民事义务。四、依赖构成要件的方法 在有些情况下，采取概念/类型、法律特征的方法完不成合同解释工作，需要借助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的方法来达到目的。限于笔者的学识和本文的篇幅要求，以下仅就法律关系的方法予以讨论，就教于大家。概念的外延透过其定义要素被终局地确定，类型则否。（3）当事人另一方因此陷于错误的认识。

如果首先依照两项构成要件确定商家的欺诈行为，即商家或其雇员出于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接着寻觅并确定与之构成要件相匹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那么，该消费者请求商家赔偿其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即可成功。但概念则是一种涵摄程序，对象只能以全然具备概念特征的方式，非此即彼(entweder-order)地涵摄于该概念下。

职是之故，概念只能指向相互对立关系的事物，如相对权与绝对权，在这其中，不容许有第三者插入。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设计的风险负担规则未与所有权变动模式挂钩，但在买卖合同中采取交付主义（《合同法》第142条），这与《物权法》第23条设计的动产所有权变动模式暗合通曲。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的精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1年2月15日发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京政办发[2011]8号），于第10条规定：自本通知发布次日起，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下同)、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把握和运用法律关系的方法，切忌一上来就利益衡量，而应是逐次使用概念/类型、法律性质、法律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方法，会避免解释者主观好恶、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地解释合同，处理案件，酿成背离公平正义。

不同处只在于：其选择如此的概念要素，以致在适用概念时，概念要素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完全取代评价的问题。系争案件的实质是张利伙同A基金会会计李丽诈骗，应为刑事案件。再如，甲公司董事会长决定其部门经理章某某与乙公司订立A设备的买卖合同，此处所谓甲公司董事会长决定应为劳动法律关系中权限的行使，或者公司内部管理权的行使，不是民事权利的行使。既然如此，审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必须先行确定其请求权处于哪个法律关系之中，然后寻觅与之相应的或类似的法律规范，适用法律。

对于依赖构成要件所定具体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规范这种方法，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予以展示。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其三，《民法通则》设计的代理制度须由被代理人、相对人和代理人三方构成（第63条以下），而系争案件中只有张媛这个被代理人、A基金会这个相对人，没有所谓代理人张利，因为借款合同书、存单质押合同书上均无张利的签字，统统是张利模仿张媛笔迹的签名。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划归行政合同的观点显然是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

自民事义务入手，结论也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系争合同若继续履行，势必违法。

但在另一些场合，仅仅依赖概念/类型尚难达到目的，需要借助于法律特征，方可辨别真伪，准确确定法律关系并寻觅到请求权基础。假如某项民事权利被张冠李戴地放置于B法律关系之中，法律适用也就自然地错位，该项民事权利的效力强弱、负担状况、相应的抗辩及抗辩权等就难免偏离，甚至于义务人都不对应了。就是说，系争案件不符合情事变更原则所要求的继续履行合同致使显失公平这一要件。行文至此，可知系争案件属于双方代理，假如该案适用《民法总则》第168条第2款关于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的规定，同时援用《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前段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系争《借款合同》和《存单质押合同》都是无效的。

此处所谓他证，或是张媛出具的授权书，或是借款合同书、存单质押合同书上加盖着张媛的私章或摁有张媛的手印。二、通过解析概念/类型的方法 无论是合同纠纷的处理还是合同难题的解决，在不少时候立足于概念/类型的辨析，确定纠纷、难题属于A，而非B，寻觅并适用调整A的法律规定，就会如愿以偿。

第一种实例：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市的众多餐馆无人光顾或食客稀少，入不敷出，交纳租金困难。不过，作为禁止人们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强制性规定，其所要解决的绝非合同无效问题，而是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合同成立以后出台了禁止性规定，导致合同成为法律上的不能，依据《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第94条第1项的规定，允许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

然而，社会生活事实变化无穷，对象特征经常呈现出无明确界限的相互联结，流动过渡，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列举定义出所有对象的特征，我们所描述、说明的，经常只是类型而非概念。如果某人希望规定一个与该合同类型不相同的特别规则，则他必须确保该规则被明确纳入合同。